写在前面

读你
陈金陵

　　我对杨勇说，你是个很不好懂的人。杨勇说，所以你不要写我。这样的话他说了好几次。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很诚恳地说，不要写我。

　　当时我以为是他的谦虚，像很多民间环保人士一样，低调，再低调。见了几次面，谈了不少，他讲了许多人、许多事，就是不愿讲他自己。

　　我还是写了杨勇，稿子发给他，等了很长时间没有回音。催急了，他终于说了实话，对我的稿子不满意。因为，我像其他很多采访过他的记者一样，没有读懂他。

　　我突然明白了杨勇为什么不愿接受采访，不愿记者写他。他以为，没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

　　我想起一件事。去大西北找水时，为了拍到冰川退缩的照片，有个队员离开大部队，向远处的冰川走去，很长时间没有回来，杨勇意识到可能他迷路了。他立刻叫来随行考察的儿子杨帆，让他和另外一个年轻人去援救。

　　时间随着风雪疾速，等待随着分秒越发焦虑，谁也不知道下一刻等回来的将是什么。快到凌晨4点的时候，焦急眺望着的人们终于看到远处隐隐点闪的头灯，4个人！是4个人！一个也不少！有人悄悄问杨勇，派自己儿子去大雪地找人，你就不怕出意外？

　　杨勇平静地说，这种时候我只能派他去。

　　在战友生命攸关之时，杨勇内心深处不为人了解的全部情感，没有用语言表达、而是用行动，完完全全地迸发出来，岩浆般火热、白雪般真诚。这时的杨勇，不再是平日人们眼中不大合群、不好合作的“独行侠”。在战友危机的时刻，他方显现出一个真实的杨勇。

　　我开始重新写。

杨勇在艾丁湖底宿营地。

　　◆中国环境报记者 陈金陵

　　没有人能忘记，今年春天那场肆虐的干旱，横扫了祖国大西南曾经水资源丰富的大地，曾经奔涌流淌的多条重要河流居然断流、干涸，大小石块裸露在河床上，发出无奈的警示。

　　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假如宏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如期上马，假如此工程按计划每年以170亿立方米的速度从大西南调水，在这般旱情极重之时，西线调水与当地民众生计、工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将发生怎样的矛盾冲撞？引发怎样的无解难题呢？

　　有一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一个几年前就敢于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说“不”的人。

　　这个人叫杨勇。

    杨勇明白自己的任务，寻找尽可能丰富的信息，把这些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极有价值的信息，变成决策的参考。结论只有一个:无论夏季还是寒冬，地处南水北调西线的长江源区，根本无水可调。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有一个宏伟蓝图。按照一些专家提出的方案，西线工程将向长江上游的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流域调水，并需要在这些地方修建一系列大型蓄水水库，以穿山越岭的磅礴气势，凿穿近千里的隧洞，引长江上游之水济黄河，以解华北地区干渴之急。数百亿立方米的水库群和近千公里的输水隧洞将坐落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工程规模最大的调水枢纽。西线调水预算4000多亿人民币，工程一旦开工，还会追加预算，已是不争事实。

　　杨勇震惊了。

　　作为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杨勇和一批志愿者们走遍大西南，对西线工程调水隧道、水库群所在的横断山脉长江源区非常熟悉。这里地质结构复杂活跃，地壳抖动岩石变形，是地震等地质灾害多发地区。近几十年气候变化莫测，大量冰川后退，雪线上升，都给调水区水源储量带来许多的变化因素。

　　事实和数据才是“说话”的根本。2007年1月，杨勇和其他5位志愿者又一次离开成都奔赴长江源区。两辆越野车顶装上尽可能多的罐装燃料，车里装着几台简陋的水量测量设备、一部数码相机、几张西藏音乐光盘、一台野营炉、一个电饭煲、一些肉罐头，还有60多瓶四川人须臾不离的辣酱。

　　虽然是一支民间考察队，却庄重地打出为国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分忧的旗号。杨勇和志愿者们以民间普通百姓的身份，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神圣职责。一同去的志愿者后来形容这次考察的艰难，说是“天堂般的美丽，炼狱般的煎熬”。

　　这支民间考察队的目标直指青藏高原长江源区最边远的荒凉深处，一般科考队根本到不了的地方，许多地名甚至地图上都没有标注。而那里，正是他们取得第一手鲜活水文地质资料的绝好之处。

　　名片上杨勇的头衔是“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可他们手中的探测仪器设备，却十分简陋。即便这样，杨勇却明白自己的任务，克服困难，寻找尽可能丰富的信息，把这些对政策制定人极有价值的信息，变成决策的参考。

　　杨勇给自己的定位，一是发现、采集、整理出“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国家权威科考队，以便更多的人进一步探索研究；二是将它们的真实性展现在决策层面前，最大程度发挥这些“有价值”信息的积极作用。

　　冬季考察比春夏之时更多艰险，冰天雪地严寒地冻，高原地区山陡路滑，无法沿着坡道行驶，杨勇他们只得冒险在冰冻的河道上开车。农历大年三十那天，当别人团聚在温馨之中，他们却依然在冰河上蹒跚而行。杨勇坐在驾驶座上，紧张地盯着前面的冰层，车轮缓慢滑过冰面。突然一声巨响，冰面洞开，杨勇驾驶的越野车陷入河中，幸好河水不深，车子没有被淹太多，后座上的人们赶紧爬出来。第二辆车赶来，牵引绳拴好保险杠，车子被慢慢地拉出冰河。所有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冰水浸泡，寒风袭来，瑟瑟发抖。

　　在杨勇的字典里，没有“救援”二字。他和志愿者去考察的地方，大多是极苦寒之地，方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根本没有人家，各种通讯信号皆无。险情出现，呼号天地，依靠外援，根本没用，只能自己救自己。

　　考察的结果令人震惊，地处西线调水区域的长江源区，大多数冰川呈退缩状态，雪线不断上升，湖泊面积减少土地盐碱化严重，高原沼泽退化为草甸，沙化活跃且有不断扩大趋势。寒冬季节，冰封雪盖。夏季冰融，水流减少。

　　结论只有一个:无论夏季还是寒冬，地处南水北调西线的长江源区，根本无水可调。

　　在这样的地方为了调水建设集群式水坝，必然会给生态环境已经极为脆弱的长江源区带来更大灾害；切割江河，人为断流，带来隐性的地质结构突变，甚至发生不可预见的地质灾难。倘若这一大型工程真的上马，所带来的危害性结果，大自然都将无情地惩罚到人们身上。

　　4000多亿元的投资规模，几十万移民的安居乐业，无数科学家的建言建议，还有杨勇和其他环保NGO一次次考察探索，论文、数据、考察报告、媒体疾呼，集中到南水北调总指挥部。

　　杨勇把自己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着急？沮丧？甚至愤怒？他没有。杨勇很理性，20多年野外探险生涯，使他早早脱却“愤青”的迷茫。冷静执着，永远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野外遇险之时，取得惊人数据之后，报告毫无结果之际，杨勇都会对自己、对身边的志愿者说，不要着急，冷静，该做的我们还要做下去。

　　终于，杨勇得到振奋人心的消息，西线工程“暂停”，而且无限期推迟。

　　多年关注西线工程的各方人士欢欣雀跃，杨勇却又一次开始新的沉思。既然大西南长江源区无水可调，那么其他地方，比如西北地区呢？那里有巍巍昆仑、皑皑天山，那里的冰川流水是不是可以引入其他河流，比如黄河上游？

　　杨勇和志愿者们，开始了新的行动。

    他把目光投向大西北。他和志愿者们考察了长江源区、黄河源区水资源情况，以及西北干旱区农牧业发展、工业布局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得出一些西北地区共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结论。

　　20多年的野外考察探险，近几年长江源区反复观测论证，敢于向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权威性规划说“不”，正是杨勇他们这样的环保志愿者义不容辞加入科考大军，和众多专家学者一起，和更多的人们一起，让这项耗资4000多亿元的工程停下了规划与建设的步伐，挽回经济损失的同时，保住了长江源区已经不堪重负的生态环境。杨勇该收手了。

　　杨勇没有收手，甚至这样的念头也没有。他还有责任。这次他把目光投向大西北。

　　他选择从海拔5000多米的格拉丹东西坡进入姜古迪冰川，这条路线，至今从无科考队走过。

　　有一些“简单”的情况:

　　这次名为“为中国找水”的西北干旱区考察，从2009年6月18日起到11月6日结束，历时142天；

　　四川、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10省(区)，行程43000多公里；

　　极长的考察里，仅杨勇等个别人坚持走完了全过程，大多数志愿者都是阶段性介入；

　　他们考察了长江源区、黄河源区水资源情况，以及西北干旱区农牧业发展、工业布局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得出一些西北地区共性的生态环境问题；

　　这次西北干旱区考察的定位，实际上是2006年以来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水资源考察的延续。

　　“一些研究机构和NGO组织缺少第一手资料和系统研究，而我有很多。20多年来，我到了很多人没有走过的地方。在大西南水文地质问题上，我有发言权。”杨勇总是这样自豪地介绍自己和志愿者们的考察成果。而这些报告文字、数据照片，却是杨勇他们拼着性命换来的。

　　观察黄河上游第一个沙漠雅娘沙漠时，考察队3辆车相继陷入泥潭无法动弹。茫茫沙漠，渺见人影，通讯全无。等了很久才遇上一个牧民，他骑着摩托车把科考队员带到有信号的地方报信。一天之后救援车才带着器材赶到出事的地点。沙漠千斤顶、沙漠脱困板都没有效果。情急之下，杨勇发现救援车上带着几块木板，最后还是这几块木板起了作用。杨勇赶紧把这几块木板宝贝似地绑在车顶上，几个月下来，区区几块木板竟然几十次救他们脱离困境。

　　考察中杨勇他们检查了多年在长江源区布控的冰川观测点，发现源区一些冰川都有缩退的趋势。黄河源区同样存在雪线上升、冰川后退、湖泊干涸、泉眼断流、沙化严重的现象。更令人不安的是，西北干旱少雨地区，工业布局不尽合理，地表水资源涵养几乎丧失殆尽，水污染现象严峻，生态环境破坏的趋势几乎看不到制止的可能。黄河上游青海、甘肃段水电开发程度已近100％，再不注重生态保护，泥沙问题将带来严重后患。

　　杨勇和科考队员的声音虽然来自民间，不免“微言”，但他们仍执着地把考察得来的数据、资料、照片，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言。

　　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杨勇以自己和志愿者们探险考察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向人们疾呼，全球气候变暖，已经严重威胁到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安全，威胁到中国大西南乃至大西北地区民众饮用水的安全。

　　今年年初，旅游卫视连续5天，以“为中国找水”为题，播出了杨勇和志愿者一行数年来奔走于大西南、大西北，考察水资源状况，为干涸的祖国找水的专题。

    在长江边尧茂书的墓碑前，他静穆了许久许久。这么些年来，大西南、大西北的山山水水，长江源区、黄河源头、雪线冰川、峡谷峻岭，无不留下他艰难的步履。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杨勇正在四川西部巴塘县考察，并接受中央电视台的现场采访。大震当天夜里，他汇总了自己多年在大西南、尤其是龙门山地震带考察探险的资料，起草了一份给国务院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建议。报告以焦虑的口吻疾呼，地震可能导致山体崩塌、滑坡，形成一系列堵江的堰塞湖，特别是岷江河谷上众多的电站水坝，加上堰塞湖的威胁，一旦溃坝决堤，将直接威胁下游河谷村镇厂矿，甚至直接威胁成都平原，形成次生灾害。他建议所有水库立刻放水腾库，立即组织专业队伍利用一切手段，深入到相关地区和河流，了解观察河流被堵、电站水库被损的情况，制定相关应对预案。杨勇是震后第一个正式呼吁关注堰塞湖次生灾害的人。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杨勇带着几位志愿者行程2000多公里，跑遍宝兴河、杂古脑河以及岷江河谷的所有水电站、大坝水库，以及紫坪铺水库大坝及库区、映秀震中等地区。他们开车到马尔康时，因几条公路都出现塌方、滑坡，埋了不少人员，路上设下关卡，禁止人员车辆进重灾区，如果要进去，必须到政府部门开具特别通行证。杨勇根本没时间去开证明，他对设卡的人说，你们不让车开进去，我们就是走也得进去，那些大小水电站大坝都存在隐患险情，我们必须去查清楚。设卡的人们什么也没说，打开栅栏放行。就这样杨勇他们过了一道道关口，最后一道抢险部队都不让进的关他们也过去了。

　　杨勇他们发现紫坪铺水库右岸坝尖山体出现大面积山体裂缝，裂口宽10~30多公分，长度数百米，裂缝区宽达数百米，裂缝走向与河谷平行，接近坝体的护坡水泥桩部分开裂，顶部有岩体崩落，谷底发电厂房和泄洪设施多处被落石砸坏。杨勇冒着危险，最大程度地走近这些水库大坝，虽然水库放了一部分水，但险情依然严重。坝顶裂缝很大，有的竟宽达十几公分，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杨勇的鞋掉进裂缝里。当地灾民说，地震后还从来没人上过大坝，这么仔细地查看坝体受损情况，你们是第一批。

　　再次考察紫坪铺电站周边山体地质灾害后，杨勇向中国科学院汇报了地质灾情，并向有关部门发出灾情报告。

　　地震后一直跟着杨勇考察的志愿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随杨勇到紫坪铺库区和映秀镇一带的岷江上游河谷调查。我们攀越危岩、闯岩石崩塌区，钻进密林，在荆棘中穿行，茅草上的利刺把我们脸和胳膊划出一道道血口，树叶和茅草上布满厚厚的山崩岩灰，很快大家都变成了‘灰猴子’。钻行中我们的脚多次陷进地震裂缝中。很多巨大的岩石基部出现数十公分宽的移位和裂缝，遇到余震和连续降雨，发生垮塌是早晚的事。悬崖边，我几次拉住正对着库区崩塌山体拍照的杨勇，警告他千万注意脚下松土，当心摔下去。一天下来，大家汗水湿透衣衫，饥渴交加，疲惫不堪，但收获颇丰。”

　　当时杨勇正身患带状疱疹，因为长时间在野外奔波耽误了治疗，病毒已经侵袭到头部，头疼难忍，牵着半个身子都痛。他忍着常人难耐的剧痛，带着志愿者们跑遍重灾区的水库大坝和磷矿厂。

　　震中山区富产磷矿，大小磷矿厂早已把一座座青山剥落得惨不忍睹，大震后，有的磷矿厂管道破裂黄磷泄漏，直接威胁到附近居民饮用水源地的安全。几进灾区后，杨勇摸清了当地所有几百座磷矿厂的情况，把它们写进给中央的报告。

　　同年6月上旬，杨勇再次考察紫坪铺电站周边山体地质灾害，向中国科学院汇报地质灾情，并向有关部门发出灾情简报。

　　杨勇用3个月的时间，沿着几个极重灾区对震区汛期发生次生灾害以及汛期过后入冬情况做了全面考察。考察中，他以一个地质学家的严谨和环保志愿者的良知，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各种数据，访问当地灾民，查看了地质变化状况，最终完成了汶川地震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思考，形成了有相当专业水准的考察报告，连同龙门山地震带磷矿厂对环境污染的调研，及时上报政府有关部门和权威科研机构。

　　常年野外探险考察的经历，使杨勇习惯了不多言不多语，该做的事一定抢着上，不该说的话绝不多嘴。在探险考察中，有时候杨勇会忽略身边其他志愿者的意愿，引起他人非议，杨勇从不掩饰这些。别人问得多了，他只是轻声细语说，在野外我的压力太大，尤其带着团队的时候。他不想解释和其他伙伴的分歧，不想为自己某些让人看不懂的行为辩解，他会用行动去做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

　　接触杨勇几次，采访了曾经跟着他一起多次野外考察的志愿者，忽然觉得要了解杨勇，绝不仅仅是几次采访便能做到的。去年的一天，杨勇带着几位环保志愿者又一次来到长江源区，在长江边尧茂书的墓碑前，他静穆了许久许久。这么些年来，大西南、大西北的山山水水，长江源区、黄河源头、雪线冰川、峡谷峻岭，无不留下他艰难的步履。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之势，江河川流被人为切割，全球气候变暖对长江源头冰川的巨大影响，都变成他深邃的思考，变成一篇篇报告、论文、演讲稿，直达国务院、中科院、政府有关部门，直达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的演讲论坛。

　　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首席专家、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众多头衔，勾勒出一个理性、多思的学者形象。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发出疑问，走遍西南西北长江黄河源区寻找水资源的踪迹，汶川大地震后探查大小水库，查清数百个磷矿厂……这些行为背后，需要的是探险者的无畏、实践者的严谨。可是，面对大小水坝割断江河自由奔腾他由衷地心疼，看到大小磷矿厂粉碎连绵青山他发出的愤怒，冒着常人无法经受的艰难他取得了一个个珍贵的考察数据，这分明又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热血沸腾的环保志愿者形象。

　　不需要刻意理解，不需要用什么形容词给他定位。

　　从感性到理性。杨勇走着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