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在通天河 　　

　

　◆简介

　　杨勇：独立地质学家。专门研究中国的西部山区。二十四年来孤身进入中国西部大山中进行科学考察。十几次绝地空白区考察探险，并发表专著。

　　1986年发起并参加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1992年开始从事西部特种旅游开发与研究，自费独立考察、研究、探险至今。2006年起组织了“为中国找水”公益项目，到青藏高原江河源区和西北干旱区进行地毯式考察，考察路线10余万公里，充分了解到了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西部的江河情势和水资源状况。2005年-2009年，参与国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可行性评估。

　　杨勇是我见过的最镇静的人，无论在野外还是在城市内。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内心的认定。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最值得做的事，就是用生命去认知和验证自然界的真实状态。他用自己的每一天告诉人们，其实认知自然是非常简单的事，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投身自然。

　　你可以说他是探险家，可以说他是科学家，可以说他是环保人士，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欲求的人。

　　他说自己是独立地质学家。而做一个独立的人，是非常艰难的事。

　　■这“最后的两句话”他说过很多次。一是对待西部水资源决策或规划需要有“宏观视野”，二是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把西南地区尚未明了的问题搞清楚再做开发

　　2011年3月24日中午，北京798艺术区的布鲁姆画廊，一间只能装下三十来人的屋子，马上要举办“为中国找水”公益报告会。

　　我到达时，杨勇尚未出现。随便扯过一张椅子，看屏幕上正在播放的探索剧《江河行》。

　　要说《江河行》，得先说“江河十年行”，这是环保人士汪永晨2006年发起的一个环境调查项目，准备用10年的时间，对流经中国西南横断山区的所有大河，每年进行一次全景式的调查和走访，让参与者切身体会江河在人类高强度开发下的生态变迁。几乎每一年，杨勇都被汪永晨聘请为随队专家。2008年的江河十年行，出现了来自上海的一个戏剧创作团队。一年之后，先锋戏剧《江河行》公演。

　　屏幕上，白色长布行进到最后，人们突然拿剪刀、用蛮力，使劲撕扯长布，刺耳的声音弥漫全场，一块块白布在裂帛般的声响中弃地萎缩。

　　我听到现场有人小声地问：“这长布是什么意思啊？”

　　有人小声地答：“是象征河流吧。”

　　小小的声音继续问：“那把它们撕成碎片，是不是意味着江河被拦断、剁短啊？”

　　小小的声音继续答：“我猜是吧，我也没去过横断山那边。不过看导演和编剧的意思，好像是说江河被动接受水电站、矿产、公路、捕鱼、航运、调水、灌溉、森林砍伐等高强度开发之后，生命一步步走向垂危吧。”

　　正听到这里，我看到杨勇毫无声息地来到了会场。他没穿户外探险装，在野外容易长得满脸的胡子也剃得精光了……

　　杨勇是个极其认真的人。他站到讲台上，开始缓慢而坚实的陈述。为这汇聚了几百张照片的PPT，他头天准备到了凌晨四点。我听过杨勇多次演讲，我知道他每一次都无法把想要讲的话讲全。对他来说，每一页讲稿都附载着无数的有待展开的信息，如果你愿意，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每一张照片都可以讲上几十分钟。

　　“为中国找水”是杨勇自2006年以来持续进行的野外考察活动。他要全方位揭示中国水现状，尤其是到那些大江大河的源头，去看看冰川、湿地、湖泊，是不是还可能供养这片土地上无所不为的人们。用杨勇的话说，这叫“地毯式考察”。

　　2006年夏天开始，在承诺的资金未到账的情况下，杨勇率领的考察队就出发了。他们沿着国家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进行了两次考察，后来把项目延伸向西北干旱地区，再后来，又延伸向青藏高原发育的国际河流，像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狮泉河、象泉河。如今，他用所见所闻以及拍摄的大量照片，向人们展示了对中国水资源的忧虑。

　　杨勇在报告中说，青藏高原正在缺水。大江大河有可能从源头断流。很多冰川开始解体，快速融化，较20年前，退缩了300米到500米，和全球冰川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青藏高原的很多候鸟栖息地这两年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候鸟开始留恋当地，不按期迁徙了，或者走得比较晚。他以长江为例来说明。“通俗的说法是长江有三个源头，分别是正源的沱沱河，南源的当曲和北源的楚玛尔河。楚玛尔河作为长江北源，考察发现，有大面积的荒漠化迹象。昆仑山北坡，一些常流河正演变成季节性河流……”

　　最让杨勇不安的是“产业集群重叠”。“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大小河流上正在建设一些水电群、矿业群，与生态旅游区、生态脆弱区发生了‘产业差异’现象。这边规划要做保护，那边又在大力发展各种粗放型的经济产业……特别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水源地，江源地带，破坏性的采金面积很广，点很多，没有复垦措施，对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横断山区域更脆弱。青藏高原的一些采矿活动，近几年来也比较普遍，玉树地震以后，我们去考察所看到的采矿，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由于缺乏深度的地质工作和有效的管理，对水源和环境的破坏非常大。”

　　刚刚讲到这里，主持人就提醒杨勇余下时间不多。杨勇说，我最后再说两句吧。

　　这“两句话”杨勇说过很多次。一句话是针对如何改善西部水资源状况，他认为，决策或规划需要有“宏观视野”，不能单纯谈技术问题，不能仅仅从眼前、局部、地方利益来考虑。另一句话是如何面对开发青藏高原、横断山区的狂潮，他认为，应当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把中国西南地区的诸多尚未明了的问题尽快搞清楚。在这个前提下讨论各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否则，这边发展经济，那边就得忙着治污、救灾。

　　■在野外装备过度是自找麻烦。最简单的方式，其实是最有效的方式

　　刚刚认识杨勇的人，总以为他是个探险家，因此预期中的见面，总以为他应该浑身一副野外装备的派头。

　　然而人们总是失望的，杨勇对装备没有任何期待。因为他要出发的时候，要么是承诺资助的钱迟迟不到账，要么是承诺配给的装备未见收货单。在考察第一的情况下，他只能以最简陋的方式出行。

　　1985年，杨勇准备长江漂流时，为了省钱，到废品公司找废布，请缝纫师傅缝成三角型，做成了帐篷；2009年，由于资金严重匮乏，在玉树的一个市场里买最便宜的帐篷，才80块钱；在西藏阿里，由于没有费用，问了好多家旅馆，最后决定全体队员一起住到羊圈里；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嘴里啃的面包，已经过期发霉……然而杨勇认为一切物质都不必在意，需要在意的是你要做什么，既然你想做某件事，就要用最明快、最锐利的方式去完成。

　　他说：“很多人在等待中消耗了生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待。简陋有简陋的好处。你可以向当地人学习，你可以向自然界学习。当地人穿着的那些东西，就是最好的户外服装；当地人使用的那些器材，就是最好的户外装备。他们能够在当地生活，你当然也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在当地生活；他们的生活经验是几千年来积累出来的，一定最科学最简易。比如帐篷，牧民搭帐篷只需要两根木棍，非常容易就搭好了，我们搭个帐篷，非常费劲，但却很不实用。

　　另外，你可以去除很多不必要的羁绊。真的，我们的野外考察的时候，很多人由于想得太多，准备得太充分，反而把你最需要做的业务给淹没了。比如我们考察长江源头时，有一段要漂流，其实这时候装些大米、肉、蔬菜，再有炉子，就够做饭了，可大家装了好几箱子的压缩饼干啊、能量棒啊这样的东西，结果，橡皮艇太沉；加上没想到河源由于干旱，水就越来越浅，人们不得不随时下来拖着艇走。这种装备过度的心理，在我看来就是自找麻烦。最简单的方式，其实是最有效的方式。”

　　■他无数次在野外遇险，但他相信自己的处置能力，在他的方案里就没有救援这个词

　　在野外，肯定会遇上困难，在这时候，除了经验，最重要的是冷静。

　　2009年6月13日，四辆越野吉普车，由杨勇带队从成都启程。考察的路线贯穿四川、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及自治区，主要考察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冰川面貌及演变趋势、西北地区冰川总储量及消融状态、冰川径流水文情势及蒸发规律、冰川径流利用现状等。考察耗时142天，行程4万3千多公里。杨勇颇多感慨：“一是要胆识，二是要运气。”

　　在考察黄河源区时，科考队进入黄河上游的第一个沙漠——雅娘沙漠，没想到四辆吉普车全部陷入泥潭，无法动弹。直到第二天才有转场的牧民经过，于是请求其用摩托车拉一名队员出去，“跑了一百多公里，找个有信号的地方求救。过了一天，车带着器材赶来……带来的几块木板救了我们。”

　　进入阿尔金山后，由于淡水缺乏，杨勇不得不将所有的水进行集中管理，“当时队里只剩8个人，我们规定3人每天共饮一瓶水。”

　　翻越祁连山时，遇上大雨天气，科考队四次寻找山口翻越均失败，“五冲祁连山啊！”杨勇说，这样的事在野外考察中很普通，汽车从10多年未用的木桥上冒死开过去，桥架在车轮下咔咔直响，下面是奔涌的河流，随时可能丢掉性命。

　　2010年8月的一天，考察队在西藏北部的色林错，遭遇了一次生死考验。

　　当时的队友、北京生态工程研究院的研究员王方辰打开电脑，向我重播了当时的视频，它是杨勇的儿子杨帆拍摄的。2005年起，杨勇就有意识地把儿子带入了探险生涯。

　　8月9日，他们一直走在坚硬的湖床盐碱地上，这时候，一湾湖水挡住了去路。像往常一样，杨勇选择最窄的水面冲过去。车子刚一进去，水就淹没了车头。没有像往常那样前后挣扎，而是静静地在水面漂浮，接着就开始下沉，很快就没顶了。杨勇打开门，先漂到了水面上。王方辰说：“他一打开车门，水就进来了，留给我的时间，就几十秒钟。”杨勇马上潜入水中，与王方辰一起砸碎车窗。王方辰凭生存的本能爬出窗外。正好有个睡袋也漂出，他下意识地抱着睡袋，其他队友赶紧过来扶住，才慢慢地缓过劲来。“要是再延迟10秒，我就没机会坐在这里给你讲这个故事了。”

　　派两个人去求援，留守的人熬过了冰冷的一夜，第二天才开始打捞行李。几乎所有的装备、仪器，资料标本，以及补给，全都湿透了，不少都泡坏了。

　　杨勇不是个迷信运气的人，他知道，在野外，你越冷静，越淡然，越可能在绝望时找到希望，找到转机。长距离长时间深入无人区，风险巨大，翻车、陷车、断油、断粮、团队内部的分歧等等，一个细节可能就会决定生死。他早就忘记了什么叫恐惧。

　　“每个人从生理上会恐惧某种状况，比如我，不恐惧高山和悬崖，但天生恐惧水。但综合来看，这些探险对我都有吸引力，尤其是要考察，这些都必须要过去。上天在盯着我们，很多次我们都是面临绝境，最后，总有一个偶然因素让我们绝处逢生。这很奇怪，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这种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在“为中国找水”的考察中，遭遇的一次险情就是如此。“我们开着吉普车逆流过河。过河前我观察了一下，根据经验，估计是可以过去的。但由于是汛期，水实在太深，大浪一个接一个打过来，河水已经淹没到了车窗，发动机忽然熄火了，顶不住大浪的吉普车摇摇欲坠就要被浪冲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完了，车很可能就没法再打着了，而且车漂走了，就是有人来救援都没办法了。而且，即使你打着了车也基本没用了，因为河底都是很软的淤泥，车已经陷住了。这种情况下，一瞬间的反应就是随水漂下去了。但我没有放弃，还是在使劲打火，过了几分钟发动机居然又被打着了，一般而言，车即使被打着了也走不动，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身在水流的冲击下居然摆正了，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开到了河岸。”

　　在二十多年考察经历中，无论身陷何种险境，杨勇从不呼救。他的朋友、中国荒漠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张世君，送了一部海事卫星电话给他，可他不敢用，怕电话费太贵。“救援太复杂了，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救援者可能还不如我们熟悉道路，可能比我们更危险，代价太高。我相信自己的处置能力，在我的方案里就没有救援这个词。”

　　“我的考察，只关注自然生态和社会问题。这方面愿意做的人太少，主流科学家也不愿意做，而我想做，那就得我自己去开始。你不能又想了解情况，又只知道给别人增加负担。”

　　■那样的笑脸，大概只有一直生活在自我梦幻中的理想主义者才能拥有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杨勇正在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考察。得到地震消息，他们马上掉转车头开赴汶川。近20年的野外探险和地质研究经验告诉杨勇，汶川在岷江河谷，那里峡谷纵深并且有很多水电站，地震会造成如大型崩塌、山体滑坡、堰塞湖群等地质次生灾害。尽快地考察出地震造成的地质灾害，为救援工作提供依据，是当务之急。

　　陡峭的峡谷里，滚石和碎屑流不断砸向已经布满了石头的公路，一串串抢险车辆和救援队伍被阻在危险四伏的公路上。杨勇的黄色小越野车超过了一个个救援队伍，一路上看到的情形让他震惊，地震毁灭性地破坏岷江河谷的水电工程，大型的山体滑坡和崩塌更是多不胜数。徒步去映秀的过程中，需要考察和记录的灾情越来越多，每当灾民告诉杨勇山体的裂缝和崩塌情况时，他都会冒险上山考察。

　　自5月14日至24日，他行程达2000余公里，深入到汶川、理县、茂县、北川、绵竹、什邡、都江堰、彭州、映秀、紫坪铺等重灾区，深入考察这些地区的滑坡体、水库、电站、大坝等面临的地质灾害现状及隐患。6月，杨勇多次应邀向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领导和专家报告灾后实地踏勘情况，有关调查情况成为有关部门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他们对唐家山堰塞湖的担忧，最后转化成为一个及时的政府决策。

　　2008年只是个开始，杨勇准备对汶川大地震的次生地质灾害进行五年的考察。此后的每年，他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来重新“巡游”，每次都是“地毯式”走遍灾区，并选定十余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在汛期和汛后进行追踪考察。2008年5月以来，杨勇参与了多个有关地震的研讨会和灾情分析会，不断地实地考察、分析、思索，最后他的心血结集为一本书——《龙门山地裂山崩——512汶川地震地质遗迹及地质次生灾害》。

　　认识杨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当年和他一起探险的兄弟，不幸罹难于冰川、沙漠、河流、山地里的，只要有机会重新回到那些地方，他一定点一根香烟，开一瓶酒，探望他们。

　　“我敬畏自然，怀着敬畏的心去探险。大自然对我来说是有灵性的。你看到山只有亲近的念头，没有征服的念头。在无人区，时刻都处在亢奋中，我带着萝卜和土豆，就在草地或者沙地里捡牛粪做饭，野驴都跑来看着我们。在这时候，你比度假还轻松。”

　　每次回到成都，来到北京，他身边总会围上一群人。每次，要出发前，他总要问围绕在身边的人一句：“这一次，你也一起去吧？”

　　跃跃欲试又满怀担忧的人们总是说，赞助什么的，一切都是未知数，怎么去啊。他说那有什么，只要你想去，你就一定能去。“除了我做的事情，其他的都不叫事情。一切的物质都不会是我所考虑的。金钱，甚至生命，都不能阻挡我做事的计划。”

　　长期和杨勇一起在野外考察的税晓洁说过一段话：“杨勇从裤兜里摸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币到柜台结账——我注意到这家伙多年之后还是没有使用钱夹子的习惯，钞票仍满裤兜胡塞，脸上依然是那副让比他小一个年代的我等嫉妒不已的孩子般迷人笑容。四五十岁的人了，还能有这般笑脸，大概只有一直生活在自我梦幻中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做到。”

　　然而，水，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水，一直是杨勇无法忘却的忧虑。他说：

　　“西南城市大规模建设，产业扩张，用水量大增，导致水资源紧张矛盾加剧。此外，西南地区建设了很多水库。过去修水库是为了灌溉，为了防洪。而改革开放以后，水利投入逐渐向水电倾斜，因为水电可以赚钱，可以为地方纳税，农业的需求就顾不上了。如今，干流正在建，支流全建完，从飞机上看，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到处都是积水塘，水库建得太多，地表径流就没了，小气候会影响大气候，就如感冒本身又会引起肺炎一样。水库的无序建设也造成了上下游之间、干支流之间相互争水。如果没有权威的调度机制，弱势群体就会遭殃，个别地区和群体获得收益，受损伤的却是整体利益。

　　水利应该是改善生态而不是破坏生态的手段。如果水利设施无法具备维护农业所需要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功能，那么，修水库可能意味着对生态更大的破坏，将会引发更多的‘极端气候’。”

编辑：周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