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巢是全球第四十四大公司。去年该公司收入达1211亿美元，实现利润105亿美元。这家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包必达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成功商人，麾下拥有28万名员工。他长于讨价还价，面对竞争对手时足智多谋，面对国家首脑时则泰然自若。 然而即便如此，当包必达在就某一原料问题进行协商时，他却显得束手无策。这个原料虽然简单，却无法替代，并且关乎企业的存亡。这个原料就是——水。

    包必达虽然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悲观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但是他却预见到了“增长所面临的局限”，其原因就是，一方面地球淡水资源有限，而另一方面人类对淡水资源不理智的开发导致其迅速枯竭。他指出，全世界可持续用水量为4200立方千米，然而，在目前地下水量急剧减少，河流枯竭的情况下，用水量却依然达到了4500立方千米。

    几年之前他就曾指出，水资源短缺是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个危险程度要甚于气候变化的事实。此外，他还预测，主要粮食作物的成本将会随着世界水资源的日益耗竭而上升。时间证明他是对的。粮食价格上涨了90%，在一些城市，如亚洲的很多地区，就引发了大范围的粮食暴动。这一切缘何而起？包必达解释道：“说白了，水不值钱。当我们将其看做是免费的时候，我们就会毫无节制。”

    在这场由来已久、且波及范围最广的有关水的第一个悖论中，包必达是又一个受害者：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所有生命而言，水这种液体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是“无价的”。

    1776年，亚当·斯密就对这一悖论进行了思考，他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毫无实用价值的钻石却有着巨大的交换价值，而水则恰恰相反。没有了水，人类将无法生存。然而，我们人类却对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种珍贵的流动资产不屑一顾。

    无论是在农村的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里的工厂、企业、家庭，水资源都面临着这一悖论的困扰。水在企业年报中不过是一种“可控的”能够“忽略不计”的成本，在会计眼中不过是报表中的一项，而在财务总监看来，则是一种必须避免的重大风险。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迅速准确地给出其矿产资源、人力资源、可耕土地、能源储量、国内生产总值、政府预算等一系列数字。然而，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出维持其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年耗水量。政府官员对于供水成本一无所知，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对于七十亿用水者而言，水的价值具有主观性，并且随着时间、地点、所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而这些用水者中有一半居住在城市里。

    水的第一个悖论中明确地认为，对于个人而言具有珍贵价值的资产，从人类整体的角度看就必然成为一项毫无价值的负债。

    产生这一价值悖论的原因何在？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一悖论？

    杰出环保人士奥尔多·利奥波德曾警告说，城里人 “没有耕地，因此应该警惕两种危险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早餐是从杂货店里买来的，而另一个观点就是热能来自于炉子。”作为利己主义者，我们仅看重我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而对我们无法拥有的则视而不见。

    既然我们的食物和能源均源自于水，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就在于没有拥有一口水井或一条溪流。然而，我们却认为只要打开水龙头、马桶、或者管子，水便会源源自来。我们对贯穿整个城市供应链的水漠不关心。由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无法拥有一定的份额的水或者对所拥有的份额无法进行交易，因此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

    那些共享一条河流或水井的邻里之间偶尔会“交换”用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是发生在农村地区的非正式的（甚至是非法的）行为，而且也往往缺乏公平性可言。为了让个案成为惯例，中国城市居民就必须平等地享有水权，能够对水资源进行拥有和交易。但是，对我们的城市而言，真正地“拥有”一个水井并且对珍贵的水资源进行分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所幸的是，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让这一障碍化于无形。

    乘客里程优惠措施让我们能够虚拟地“拥有”实体的航班舱位。同样，具有垄断地位的供水商每天以数字化的形式自动将水公平地分配与我们每个人，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公开“拥有” 一定量虚拟份额的水。我们可以将这种虚拟份额称为权利、信用额度、或者是基本权利。不管怎样，如今它是我们的私有财物，可以随心所愿对其进行处置，不论是多赚少花地存起来，还是用它们来交换我们想要的东西。

    城市中兴起的“水权运动”吸引了投资以及人们的关注。当我们购买和出售我们用不了的份额时，水资源便产生了真正的价值，从而使那些贫苦人民或者是雀巢的高管们能够就其地区相对价格进行协商。这样，当水资源的交换价值提升到与其使用价值相当的水平时，我们就可以最终解决水的这个价值悖论。

编辑：周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