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环境激素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令人无可逃遁

很多人不知道，相比50年前，中国男性精子密度从每毫升1.03亿个，降至4000万至6000万个；中国妇女乳腺癌发病率每年上升3%，近十年来发病率增加了近40%。大量医务人员和学者怀疑这与环境激素相关。

所谓环境激素，是指不易分解的化学合成内分泌干扰物质，因为其结构方式和天然激素相似，经由食物链进入人体后，可代替或干扰原有激素作用。环境激素会影响生物体机能，并可以经由胎盘和母乳传给子代，影响其生长发育、行为、智能以及免疫系统。

环境激素问题在当下中国已十分严重。从江河湖海到小沟小溪，饮用水源地甚至部分地下水，水中的鱼，城市中的空气，农村相当数量的土壤，到相当数量的品牌服装，环境激素无处不在。可以说，在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用中间，环境激素已无孔不入，谁也无可逃遁。

更可怕的则是无知——中国科学界对环境激素并无太多的专门研究。

在政府层面，70余种世界范围较认可的环境激素，环保部门多作为普通污染物质管理，而对其作为人体内分泌干扰物的特质，则基本忽略。

健康杀手

尽管多数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环境激素问题非常严重，但几乎没有学者能够量化中国环境激素在水、土壤、空气以及人们衣食住行中的现状。

大量医学论文显示，中国目前每八对夫妻就有一对不育不孕，而1984年此比例还不到5%，20几年间上升1倍多。

此外，中国卫生部门虽否认中国存在儿童性发育提前现象，但不少临床医生却撰文认为中国近年来性早熟发病率显著升高，已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小儿内分泌疾病之一。例如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儿科乔丽丽医生就称，文献显示目前性早熟发病率大概是十万分之一千。按照这个比例，上海300万儿童中，有3万儿童性早熟。

上述现象，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多数学者和医生怀疑，这一切与环境激素有关。

约翰·彼得森·迈尔斯（John Peterson Myres），美国动物学博士，曾撰写过一本名为《被偷走的未来》的畅销环保书，该书中文版于2000年登陆中国。2011年10月23日，迈尔斯再次来到中国参加再版发行读者见面会。

迈尔斯告诉财新《新世纪》，他的书在15年前即1996年出版的时候，对全球公众而言，环境激素也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鸟类学家就在美国西北部观察到，雄性秃头鹰对交配失去了兴趣；而在英国，狩猎爱好者们青睐的猎物水獭的数量急剧减少。其实1991年前后，科学家们才开始提出“内分泌干扰物”的概念，才为散落各地的谜题找到答案。

人类引为骄傲的科技文明，已创造了1000余万种各类化学合成物，且每年还在以10万种的速度增加，这些物质中，有约70种被美国环境保护署列为内分泌干扰性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有类似激素的作用。它们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后，会代替和干扰原有激素作用，包括生长激素、性激素以及代谢功能。

这70余种化学物质因此被称为人体内分泌干扰物，也被统称为环境激素。

不少种环境激素已在中国人生活中臭名昭著。如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精子杀手”壬基酚、搅乱了台湾饮料市场的邻二甲苯酸酯、被禁止在奶瓶中使用的双酚A等。四种重金属激素则因为中国近年频发的砷中毒、血铅、镉米、汞中毒等事件，为人共愤。

中国危机

多年关注环境激素问题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说，就如同深刻影响了世界的气候变化一样，在全球化的今天，环境激素并非源自某一国，其影响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原产地。

在中国，虽然双酚A、二噁英等因为公共环境事件，在近年才进入人们视野，但其影响早已悄然存在了几十年。

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邵兵和胡建英等学者，2011年对嘉陵江和长江重庆段河流的壬基酚检测发现：4月河流水样中壬基酚的浓度范围为每升0.02至1.12微克，7月为每升1.55至6.85微克。

在主要水体中发现环境激素并非孤例，各地研究者曾经在珠江干流的六个水样中检出有21种有机氯农药，在北京附近官厅水库的水中检测到阿特拉津，在杭州市地面水曾检测出十种多环芳烃和苯芘。在广东的大亚湾次表层水中，也曾测得多氯联苯和滴滴涕。

即便在各大城市的水源地和居民自来水中，也多次发现环境激素。一项于2000年进行的对全国38家自来水公司水源的检测中，结果发现原水中镉的最大值为每升0.017毫克，出厂水最大值为每升0.012毫克；原水中铅的最大浓度为每升0.068毫克，出厂水最大浓度值为每升0.048毫克，分别都超出世界卫生组织及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标准”的限值。

北大张剑波的相关论文显示，北方某水厂曾检出丁基锡、二丁基锡。很多城市饮用水中均含有六六六和滴滴涕。

朱毅称，水只是环境激素进入人体的其中一个途径，此外还有土壤、大气、食品等。总之，人的吃穿住行用，所有渠道都可能接触环境激素，它们最终通过食物链聚集到人体。

2011年10月下旬，环保部正式向外公布数字称，中国18亿亩耕地中有1.5亿亩被污染。土壤学者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土地污染物主要是镉、铅、砷、汞等重金属，而它们恰是环境激素。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2010年发布两份关于环境激素的报告，其中一份称长江鱼类体内发现壬基酚等环境激素。

2003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在上海及周边杭州湾、运河内的鱼类、虾、蟹及河蚌体内，都检出塑化剂PAEs。复旦大学认为，与周围水环境中的含量相比，相关环境激素从水到水生物的过程中，被生物放大了10至9000 倍不等。朱毅从食品角度提醒，虾蟹贝等海产品，目前已是环境激素富集的重灾地。

“绿色和平”另一份报告称，他们在中国十几个品牌服装中发现了壬基酚聚氧乙烯醚，该物质在环境中很容易分解为壬基酚。

救赎未来

环境激素已成为全球环境公害，虽然人类对其研究尚处初级阶段，但西方发达国家已普遍走向救赎之路。

美国环境保护署专门列出70余种内分泌干扰性化学物质，由此有针对性地对各种物质展开研究，并设立了针对环境激素的国家风险管理研究实验室，调查环境激素的可能来源，着重于废水处理，饮用水处理和污染防控等工作。

对于部分危害较大的环境激素，西方各国已开始着手立法管制其生产和使用。例如壬基酚和辛基酚，在欧盟水框架指令中，两者被列为优先有害物质，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欧盟成员国将最终完全停止向环境中排放壬基酚。

比较而言，中国的重视明显不足。中国的壬基酚产量在1995年约为4万吨，约占世界年产量的10%，到2003年已超过9万吨，已占到了世界年产量的26%。目前，中国尚未对壬基酚和辛基酚的生产、使用和排放进行严格管理。

张剑波2005年即撰文指出，在中国，环境激素已对居民和动植物健康构成威胁，总量还在持续增加，但研究却远远不够，尤其在环境激素的识别、检测，以及毒性和危害性等方面。此外，国家缺乏有力的防控措施和相关政策。

多位学者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认同张剑波的看法，认为当下与2005年没有太大的差别。

多位相关学者证实，中国政府部门迄今并未列出环境激素名录，对西方列入环境激素的化学物质，绝大多数是作为普遍化学污染物进行管理，即只规定各类工厂对外排放的允许量。

一位不愿具名的环境学者认为，将相关物质视为普通污染物，与视为环境激素，结果会大相径庭，污染物一般在人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导致健康问题，而环境激素则是很少的量就会产生大的健康问题。视为环境激素，显然要制定比污染物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才行。

朱毅指出，目前国内对于环境激素的研究仅限于检测含量层面的科学研究，尚未达到流行病学的高度。

数位中国疾病控制系统的人士则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证实，中国疾病系统缺乏对环境激素的长期跟踪研究，受制于项目年限较短、科研经费少以及实验室条件差等因素，所作研究均在较低层次。

多位受访学者认为，中国应直面环境激素问题，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国内现状和危害开展全面调查，作出科学评价，最终制定环境激素控制政策。

财新《新世纪》实习记者李红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辑：周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