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一个在联名书上签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已经去世了，他没能等到“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尘埃落定之时。
    2011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通过了“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地下水启动的大规模工程。7年前，正是刘东生等40位院士的联名上书，直接开启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序幕。
    20401个监测站点，耗资17亿元，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建设兵团，控制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1/3，这项工程计划在三年内，给我国纷繁复杂的地下水装上“眼睛”。
两个部委，七年筹备
    2003年，钟自然刚到国土资源部下属的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担任院长时，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建立全国的地下水监测工程。
    “2003年，我们开展了第二轮地下水资源评价，发现全国地下水水质恶化，水量分布不均衡，地下大面积变成将近20万平方公里的漏斗。这么大的事儿，国家如果不及时监测，将来修复起来非常难，甚至不可能修复。”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回忆说。
    他和同事们计划给国家上书，坦陈地下水监测困境。
    院长助理李文鹏参与起草了建议书。恰逢研究地质方向的院士们在北京开会，为了让建议书引起国家高层重视，李文鹏跟随钟自然院长拜访了院士们，希望他们能在建议书上签名，共同呼吁。
    地下水问题沉疴已久，这份建议书披露的问题也恰恰是许多院士多年呼吁的目标。“当时看了看就签了，这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参与这个建议，我们非常乐意。”11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学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出乎意料的顺利。“一下子就签了40个院士。”李文鹏感叹，“院士们的名字签了满满一页，找他们签名的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2004年5月30日，这份《关于设立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专项的建议》被递交给了国务院，短短数页，40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字密密麻麻地签在一张纸上，附在建议书后面。
    “我们以为回复会等很久，没想到一两天曾培炎副总理就回复了。”李文鹏回忆起来，依旧有些兴奋。
    在曾培炎副总理批示“请发改委研究并提出意见”后，2004年8月，国土资源部向发改委递交了《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建议书》。然而，令李文鹏没料到的是，同时上报到发改委的，还有另外一份建议书《黄淮海重点平原区地下水自动监测系统建设项目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来自水利部。
    水利部也正在筹备“摸家底”。“都说地下水超采严重，到底哪些地区超采多少量，严重程度怎样，目前的信息很难准确地说清。”水利部水文局副局长林祚顶回忆说，他是水利部这个项目的具体负责人。“得靠监测，才能真正查清地下水水位到底下降了多少。”
    2002年，水利部组织编制了《全国地下水监测规划》。在此基础上，本着“区别轻重缓急、分期进行建设”的原则，水利部编制了上述建议书，2004年11月上报至发改委。
    尽管各自发力，协调困难，但自此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还是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协调合作。“这个项目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两个部门合作，资料共享，各自侧重使用。”林祚顶说。
    2005年，发改委组织召开了协调会议，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达成了“分工协作、避免重复、信息共享”的协商意见。此后，两个部门经过了多次协商。“会议次数都数不清了，两个部副部长主持协商的会议有两次，相关司局的有五六次，水文局和环境监测院的可能有二十多次。”林祚顶回忆到。
    这几十次的协商涉及两万多个监测站点的坐标、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等。厚厚的材料和批复渐渐将那份40位院士的建议书压在了最下面，南方周末记者提出要看看那份建议书时，田廷山说：“材料都在，就是现在不好找。”
    直至国务院批复了这项工程，尘封的历史才重见天日。
惨淡经营，难以维系
    两个部门缘何不谋而合？
    建国后，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的前身——原地质矿产部逐渐在全国建立了各自的地下水监测点，到上世纪末，两家各拥有两万多个监测井。监测队伍庞大，原地质矿产部就有约五万人参与监测，水利部参与地下水监测的也有一万多人。
    1998年，为理顺地下水资源管理中职能交叉的问题，国务院将原地质矿产部承担的地下水行政管理职能交给水利部承担。“水资源行政管理及水资源监测归水利部。”林祚顶说。“地下水过量开采和污染的监督监测，水文地质勘查归国土资源部。”田廷山如是解释。
    两个部门依旧保留着自己的监测队伍，但由于一直没有实施专门的地下水站网建设，这些监测井年久失修。“号称两万多个井，但大多不行了，没人修，再不搞就要出问题了。”李文鹏将这些老井描述为“惨淡经营，难以维系”：抽水管生锈，从监测井里抽出来的水，有的黑的，像煤炭沟里取的，有的白的，像牛奶。
    此外，这些老井大多不是专门的地下水监测井，有的甚至是农民自家饮用或灌溉的井，并委托农民监测。“农民浇地后，水位就下降了，测的是假象。”林祚顶说，“报送方式很原始，农民测完后，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后把数据寄过来或是水文局上门抄数据。”这种人工监测水位的方式也较为原始，李文鹏说业内称之为“钓鱼”：扔一个铁棍到井里，遇到水后导电了，开始记录水位。如此搜集的数据缺乏精度和时效性。
    “监测是地质人员的眼睛，通过监测才能了解地下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作了形象的描述。国家级的监测工程实施后，这些专业的监测井将实现自动监测，数据实时自动传输。
监测只是第一步
    但是，监测还只是第一步。地面沉降、地下水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联合调配，老一辈科学家一直在为之奔走，联名上书也不惟一次。
    2007年，78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先联合七名院士，提出了《防止我国西南岩溶地区地下河变成“下水道”的对策与建议》：“一方面对这些地下河的开发利用程度甚低，而另一方面它们正在逐步变成各地排污的下水道。”
    受访的卢耀如、林学钰和汪集旸院士均参与了袁道先院士的提案，他们的研究领域并不全是西南领域，“相互支持，一直呼吁”是每位院士的态度。
    卢耀如院士从事地下水研究60年，一直积极地给政府部门提出建议。2000年，他参与中国工程院负责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时，就已建议考虑西南地下水和地表水联合调配。2010年西南大旱，他给贵州省省长写信，题为《对我国西南旱灾的思考及今后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建议》。“这些建议早就有，最近才引起关注。”老先生感慨，“西南地区有上万条暗流，利用好地下水，就可以应对西南大旱。”
    74岁的林学钰院士每年都带着学生野外实习。“地下水我们搞了一辈子。1959年大旱，农民在地里车水，地全部都干了。我当时在安徽江苏的苏皖大队，领着学生实习，协助农民找地下水，帮忙车水。那对我们师生教育可大了，地表水干涸的时候，地下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科研进展和国家需求变化，林学钰院士实习的课程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西部找水，在东部调查地下水污染源，研究逐渐深入。
    “我去年去西南，看到一个老太太，背了一个背篓运水，还牵着一个小孩，老太太背都弯了，我心里很难过。”卢耀如老先生感叹，“这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只好带着孙子上山背水。如果我们开发了地下水，用应急管道给老乡送水就好了。”
（感谢中国科学院汪集旸院士、中国工程院王浩院士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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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