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本女士

水俣病认定书

板本的二女儿5岁才开始讲话。从医院里去的小学残障班，吃力地上到初中。现在生活基本不能自理，要靠已经86岁的妈妈度日。

板本女士说：即使她的家成了这样，当时在是不是要诉讼，家里人的意见也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水俣分成很多派，有要和解的、有要谈判的、有要赔偿的。即使现在，她的做法依然受到争议。

我们问为什么？她说，要发展，要生存，要面子。

板本不要把人的生存权力放在这一切之上的做法让人敬佩。当她和不怕打击的人们一起到东京找总公司领导讨公道的时候，公司第一把手亲自把巨额赔款递到她的手中。而她一把就把钱打掉在地。她说我要的是我家人生存的权利，我要的是迫害我们的人站出来向我们道歉。我们坚信五十年代发病的这一群体到了七十年代的统计数字还是120人，是政府的失职，是企业的耻辱。10万人的问卷调查，只发现十几个人。这种摆姿态的调查我不相信。

板本的女儿

水俣病患者

现在，一个中等程度的水俣病患者一年能拿到70万日元的赔偿。折和一个月5000元人民币。板本母女就这样生活着。

虽然当年有4000人的窒素氮肥厂，现在只有500人，但是大街上的大牌子依然写有：没有氮肥厂就没有水俣发展。

今日大海

站在今日的排污口

滕野曾是水俣协立医院的院长，也是一个坚定地让政府认定水俣病的身体力行者。他曾参与过我们国家松花江水污染的治理。他们以医师团的形式支持受害者的诉讼。他说，在他们为此努力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孩子睡了不要叫醒。而他则认为，到现在国家还没有对污染进行全面调查，他们的奋斗就远没有结束。

53年来，滕野除了让政府确认水俣病的发病原因，寻找、帮助受害者以外，就是大声地疾呼警惕慢性微量中毒，现在这种患者的发病率在一个个地显现着。不仅在日本，也在全世界。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我们对第一天的访问发表自己的感慨时说，日本医生站在为受害者申张正义的第一线令人可敬可佩。但是，环境问题应是预防，进入到诉讼不仅是滞后，还使问题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我们中国目前的很多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有媒体的界入，呼吁信息公开，从整体来讲是进步。

对日本水俣病发生地的采访才是第一天，已经让我们发现一个污染事件的复杂性，这一复杂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的，文化的问题的交织。每个人都是多层的矛盾体，每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就会有不同的行为和举止。这对我们中国目前的发展是不是有借鉴，我们还会在未来几天的访问中去挖掘，去体味，去思索。因为这决定着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我们国家的命运。

车上拍到的新水俣田野

明天我们要访问的有地方官员，我们会听到他们对这一污染事件的解读。

编辑：周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