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3月26日,中国水利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仅有2.3万条,比此前长期沿用的5万多条的统计减少了一多半。
在长期关注中国河流状况的媒体人和专家眼中,近年来中国河流急剧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河流消失的原因很多,水电站的过度建设、地下水的大量开采、对于河流的不重视,却是主要原因。
面对河流的消失,我们需要做的很多,但推动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的民主程序,却是至关重要的。
河流锐减
是不争事实
3月份刚过完,汪永晨和她的媒体同仁在云南分别,回到各自工作生活的城市。离别时,每个人的相机里,都装满了十八天以来拍摄的干枯河床、大坝对江河山体残酷伤害、河水严重被污染的照片。
年近六十的汪永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也是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
2006年,绿家园发起了名为“江河十年行”的活动,每年都会召集二十多位媒体记者和专家学者,去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及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这六条江河的固定河段进行考察。
八年来,他们用镜头和纸笔关注江河、记录江河。每一年,六条江河被破坏的场景和干涸的河床,都会让他们触目惊心。今年的江河行从3月16日开始,历时18天。
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仅有2.3万条,对于这一统计数据,汪永晨的第一反应是,“减少的大河,只会比这多,不会比这少。”
在这队长期关注中国河流状况的媒体人和专家眼中,近年来中国河流急剧减少是不争的事实。
相对于大江大河,小河流往往不会受到过多的关注,但它们的存在同样意义重大。
与汪永晨他们不同,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教授阮宏华关注的是城市内的河流。
早在2005年,阮宏华和他的团队经过对比1994年和2004年的卫星照片,发现在这十年间,南京的20条河流完全消失了,全长超过15公里,包括进香河、内秦淮河北段、清溪河、上新河等。
“旱季时,河流的水位会下降,周边河滩露出大半,人类就开始向河滩进军。雨季水位上涨就开始筑墙挡水,土坝不够就用水泥坝、水泥墙,慢慢地,河流失去了自身的净化功能,一有污染,河水就会恶化发臭,大家就赶紧把它盖起来,甚至填埋起来。”
在阮宏华看来,城市里的很多河流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消失的。“河流是陆地上的血脉,跟人体的血液一样。河流到哪里,哪里就有生命。”
2012年7月,北京众多路段被暴雨淹没,各大城市不断出现内涝。在阮宏华看来,城市里河流减少、水系被破坏,是其重要原因。
最后一条
天然生态的大江
2003年的一天,汪永晨接到了国家环保局一位司长打来的电话,她被告知怒江上建大坝的规划就要被批准了。这位司长希望呼吁大家共同努力,留下中国最后保持天然生态的大江。
随后的十年间,怒江上修大坝的计划不断被提出来,在汪永晨他们的“死磕”下,又一次次被放下。
八年的江河行,让绿家园的成员们不断看到大坝造成的生态破坏。江边本来覆盖着绿色植物的山体,因为修建大坝直接被破坏,以及引发的泥石流和滑坡破坏,土层和岩石凌乱地裸露在外。
面对不断消失和遭破坏的河流,在2009年江苏省政协常委会上,作为民盟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主委,阮宏华提出了保护和修复“水岸带”。
作为水体和陆地之间的缓冲区,由草、树木、灌木等组成的“水岸带”,具有过滤、沉积陆地流下来的污染物以及净化水体的作用。阮宏华注意到,如今江河湖泊周围的“水岸带”越来越少,河岸湖岸往往被水泥砌起来,这加速了河流的消失,也对“水岸带”的两栖动物和鸟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今年3月,“江河十年行”队员们的车辆走在怒江边,不断有石头从高处滚落砸在车上,有两股泥石流还把他们夹在了中间。“我去了十三四次怒江,每次都这样。”汪永晨无法想象,怒江峡谷作为全世界地质最活跃的地方,修建大坝将对这里的自然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 2013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称,中国在“十二五”将积极发展水电,怒江水电基地建设赫然在列,其中重点开工建设怒江松塔水电站,包括深入论证、有序启动怒江干流六库、马吉、亚碧罗、赛格等项目。
经过对六条江河进行了8年的考察,看到水电站对于河流整体环境的破坏、对于水中生物多样性的毁灭、对滑坡及泥石流的诱发,汪永晨他们并不认同上百米高的水坝产生的水电是清洁能源的说法。
“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2010年12月,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作出这样的表态,也正是出于上面的原因。
信息公开
是更好的保护
除了持续跟踪六条大江同样的路线以外,“江河十年行”也跟踪了江边的十户人家,队员们忠实地记录下了因开发水电,当地人产生的矛盾、冲突与纠结。
这次“江河十年行”,在金沙江旁边的云南省黄华镇,队员们见到了给因溪洛渡水电站移民的居民的房屋。三层的房屋只盖了一层,便强制移民搬进去住,搬进去再盖上面两层。当着队员们的面,移民们拿起盖房的砖,轻轻一磕,便断为两段,用脚一踩,便成为碎片。
在汪永晨看来,在江河上修建水电站的移民成本太低,修建后获益丰厚才是在大江大河上修建大坝最直接的动力。
汪永晨觉着,在怒江修不修大坝这件事情,也见证着绿家园作为NGO(非政府组织——编者注),不断呼吁的政策公开、民主和透明。这些年的历程,汪永晨选择用曲折迂回来形容。低谷是大型水电建设之前,罕有听证会召开；进步则是因为公众和媒体的呼吁,怒江上建水电站的计划被拖了十年。
绿家园通过发动媒体对江河的关注,还曾叫停几个违规在建的水电站,并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公众对西部江河生态的关注。
“现在水污染了,国家给一大笔钱,治理污染；泥石流来了,再给一大笔钱治理灾害,全是国家买单。而发电获的利,是水电集团的,这么多不公平的东西,来维持一个所谓的清洁能源。”
“我想,不从大的发展思路去改变的话,我们只能是保护一两条江；如果我们呼吁的是一种民主的程序:信息公开、公众参与,那样才能真正起到监督、良性发展。”汪永晨说。
“我和永晨说:我们不能老凭一种朴素的感情,一种义愤,做一个愤青。我们要站得住,从国家法律的角度,从环保科技,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参与程度要纵深提高。”在汪永晨2010年写的名为《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的书中,国家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在寄语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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