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环保属于容易“搭便车”的领域，即人人都知道一件事的负效应，但人人都指望别人去改变行为，自己去享受现成的果实。过多的机动车造成尾气排放超标，但我不会去乘公交，却指望别人那么干而自己仍然能保持私驾的舒适；我这一届大干快上，争取亮丽的经济数据，为自己晋升铺路，至于污染，留给后任去治理好了。诸如此类，结果是人人基于理性计算的结果，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

政府的政策不可能改变人性，但能调整人们利益计算的方式。如果公交够方便够合算，人们就会宁愿舍私驾而乘公交；如果官员晋升靠的不是单一的GDP数字，还包括民生福利、公共服务水准，官员就不会只是凶猛地追逐经济数据。以香港为例，公交车体系便捷发达，加之养车成本高昂，香港人乘公交出行者的比例在90%以上，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来自机动车的污染。

容易“搭便车”的地方，往往是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从中央政府层面，治理空气污染认识到位，决心很大，不久前，有媒体透露，中央已计划拿出1.7万亿，用于空气污染治理。不过，如何有效使用这笔不菲的投入，本身仍需要周密的“顶层设计”，防止“搭便车”行为。对此，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治理空气污染，其实不应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不必然与经济发展相矛盾，而应该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即如重要的“煤改气”，就可以与发展新能源产业结合起来。这方面，政府的政策设计与引导非常重要。

总之，环保部的最新数据，可谓为中国环保拉响了最凄厉的警报。如果我们还不警醒，这一代中国人得到现世报不说，还会贻害后代，将大好河山变成一片残山剩水留予子孙。果真如此，这一代中国人将是中国民族的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