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节前，南方周末与环保组织创绿中心联合发起了“回乡测水”行动。而在此前的2013年，数家NGO已发起了民间自测水质的浪潮。面对种种质疑和阻力，各家NGO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共同的担忧

26岁的王华要当爸爸了，妻子在老家待产，这让他愈发担忧家乡的水质。在广东兴宁，因为附近的染料厂，家门口的那条河流时刻变换着颜色。

山东滕州的王家标和上海的张喆也有类似担忧。2012年夏天，王家标听说附近香料厂将废水不外排，而是灌入地下。张喆对气味特别敏感，她觉得上海的自来水有时候有味儿，很早就装了净水器。黄浦江漂满死猪的那段时间，她后悔没把家里都装上净水系统，只好将淋浴头换成了带滤芯的型号，可依然觉得“蛮恶心”。

他们都曾尝试解决这种担忧。王华想找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检测，但不知道找谁，需要多少费用。王家标在环保部和县环保局的网站上投诉过香料厂，石沉大海。觉得有味儿时，张喆去查找数据，没有即时数据。

担忧开始蔓延，“上海的水质管理算领先了，假若上海（水质）有问题，全国应该很严重。”张喆说。她过年回老家杭州，觉得水也有味儿。

政府人员似乎也无法逃脱这种担忧。陕西省丹凤县位于南水北调水源地上游，冯旭红在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他向职能部门索要水质数据，得到的回复是，公布的数据都是合格的，可托私人关系测，但不会出具书面结果。

在城镇，自来水水质信息有的不公开，公开的合格数据又难以让人信服。而在农村，可能连检测都没有开展。江西萍乡的何倩（化名）在环保局上班，她也一直担心老家的井水，因为“环保部门只检测集中式的水源地，没有关注农村分散的水源”。

这个春节，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上游到东线工程的微山湖，从甘肃农村的地窖到上海浦东的水龙头；从农民工到大学生，从医生到环保工作人员——这些担忧水质的人参加了南方周末联合环保组织创绿中心发起的“回乡测水”活动。共有192位志愿者报名，至截稿日，提交了来自20个省份的35组饮用水、12组地表水数据。

“回乡测水”使用的测水包由创绿中心开发。“我们在农村的调研中发现，需要快速有效地了解当地的水质信息。购买一些快速检测工具后，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使用经验。”创绿中心工作人员何珊说。

测水包括饮用水和地表水两种。其中地表水测水包的指标包括：pH值、氨氮、总磷、CODMn、铜等五种重金属。饮用水指标包括：pH值、硬度、余氯、硝酸盐、亚硝酸盐、铅、细菌。对于这些指标，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鄂学礼认为可以满足民间测水的需求。

测水包的操作很简单，怀着紧张的心情看到几项指标均合格后，张喆“如释重负”。冯旭红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数据，作为政协委员，2014年2月8日，他将检测结果写入了政协提案，名为《加强丹江水质保护监测的建议》。

民间测水兴起

除了测水，冯旭红gesep全球节能环保网还一直想沿着丹江走一走，统计排污口。他并不知晓，这是环保组织一直在做的行动，而民间测水也早已展开。

测水包早已派上用场。在“淮河卫士”霍岱珊的记忆中，2004年就有日本的环保志愿者提供快速检测包来测水。2012年，中国地质大学蔚蓝环保社的刘思泽在“青年水卫士培训”的项目中检测了北京郊区的水，身为文科生的他感到很新鲜。

虽然同学们都想测测学校的水质，因为热水房打的开水“有很浓的铁锈味道”，同学们都花钱喝桶装水。可是，刘思泽再也没有过测水机会。

相对于“我为祖国测空气”带来的政策推动，在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看来，测水行动虽然开展得更早，但只是零零散散的铺垫，推动力还不大。

随着民间自测意识的高涨，2013年，民间测水行动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2013年8月11日，阿拉善SEE“念水大使”任志强带队到长江重庆段某排污口探访，并使用测水包快速检测。“测试的结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任志强的这条微博被转发了2019次，引起了政府和媒体的强烈关注，排污企业攀钢钒钛的股票于次日临时停牌。

“从那以后，活动才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吸引了五万多公众参与。”阿拉善SEE公益机构项目官员吴爽说。

那个8月，环保组织“曙光环保”和一家企业合作，也开展了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水质检测。共收水样438份，对166份具有代表性水样进行了检测。“所有送水的人都是对水不放心。”组织者刘曙说，“有个人说‘我孙子才五岁，不能喝有毒的水’。”

“曙光”的测水活动是“中国水安全计划”的活动之一，这个计划由媒体人邓飞等人在2013年4月联合发起，冯永锋也是发起人之一，他说测水是计划的重要组成，湖南的“曙光”和天津的“绿领”将分别成为“中国民间饮用水检测中心”和“污水检测中心”，以承担民间环保组织对于检测的需求。

一些公司也加入了测水的行列。2014年春节，阿里巴巴组织了员工回乡测水活动。“我们一开始以为只有一百多人参加，最后居然有七www.gesep.com新能源百多人报名。”阿里巴巴社会责任部的郑玥说。

倒逼信息公开

虽然受到公众的拥戴，民间测水也一直备受压力。

“绿领”曾计划邀请“癌症村”村民送水样来检测，但迫于当地政府压力，活动临时取消。“他们甚至直白地说，做（测水）很赞同，但天津不要做，其他地方可以。”“绿领”负责测水项目的朱清说。

刘曙这个春节都没有过好。2014年1月10日，他们公布了长株潭三市166份饮用水水样监测结果：长沙合格率为100%，湘潭为99%，株洲为77.5%。结果引来网上的一片骂声，说他们捧长沙黑株洲、为了推销净水器而测水。

株洲市环保局回应称，如此检测未按国家规范，无法保证过程与结果的公正性。株洲自来水公司则提出要打官司。

缺乏资金和技术人员，检测资质是民间测水的短板。“曙光”没有监测仪器，刘曙极为担心的是，受株洲案例的影响，合作的测水企业受到了压力，也许不愿再次合作。“绿领”也只有一台价值5万的水质检测仪，和专业检测比较，成本虽然略低，但是检测一个水样的成本也要100元。

如果测得不准，民间测水的意义何在？“以不专业撬动专业，说我们不准，也得拿出准的数据来辩驳。”冯永锋认为只有独立检测，才能倒逼信息公开。

“出现了问题，我们愿意配合共同检测。有问题整改，没有问题，我们特别高兴，还老百姓心安。”在和株洲自来水的座谈会上，面对十几位水质专业人员，22岁的刘曙如此说道，她自知自己“谈技术谈不赢”。

官司没有打成，双方达成协议，以后发布通报，要经双方审核。此后，株洲当地媒体也告知公众哪里可以查到水质信息。

相较压力，给予朱清和刘曙动力的是一群科研人员，他们私下帮忙检测，甚至给环保组织人员提供培训机会。可是他们都不愿具名，更不愿透露自己的单位。

“理想的民间测水模式是民间与政府结合，业余和专业合作。民间环保人士有热情无专业技能，与专业环保人士的结合，使得测水活动获得的初步数据，可以在正规的科研机构中得到验证。”科学松鼠会成员田不野说。

环保组织内部也有分歧，有的环保组织想建立专业的实验室，有的则倡导简易的测水包。不过，他们共同在做的则是教育公众：水质指标的含义、如何采集和保存水样。

PM2.5已妇孺皆知，但公众对水质指标尚不了解。伴随民间测水，更多人开始主动了解水。回乡测水时，阿里巴巴的员工谢斌甚至翻出了地方志，研读水的那部分。王华在家测水时，妈妈对这高科技的东西很好奇。王华看了看检测结果，说：“没有检出铅，我们喝这样的水不会变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