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的制度化抉择

    “气候变化，离不开人类活动这条根子。”吴向荣称，大气候由小气候组成，小气候受人类活动影响，但是大气候和人类活动之间，往往看不到直接联系。谈论全球性气候灾变，就如同看大灾难片，虽然紧握双拳血脉贲张，一出影院即云淡风轻，正是这种感性和理性的脱离，使得人类的环保努力，大多流于表面。

    吴向荣以阿拉善沙漠治理和生态修复为例，当沙尘暴席卷半个中国的时候，国家机器很快以高效率抑制东居延海再起风沙，而对于当地沙化面积的增加，以及可能出现的更为广阔的风沙源头区域，人类却无暇顾及。

    黑河分水后数年之间，阿拉善盟缺水村落不减反增，2006年5月，该盟将原有40个苏木镇调整为23个，其中额济纳旗8个苏木镇调整为5个，温图高勒苏木并入达来呼布镇，村民整体外迁，整个乡村全部废弃。

    直观的印象，似乎更能影响人类决策，降初对此颇有感悟。在四川林业厅下一年度环保项目资金申请清单中，涉及大熊猫因素的申报占据80%，也就是所谓伞物种效应。在降初看来，依赖依靠明星动物支撑一个重大生态地区建设，说明我国的生态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制度化”。

    “干预和不干预，是个难题。”张小由称，由于缺乏制度性考量，阿拉善治沙出现两难选择：人类如果迟迟不退出已经失衡、脆弱的生态区域，则生态危机将日渐深化，最终迎来总爆发；但另一方面，如果人类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只靠需要漫长时间的自然自身修复，很可能修复尚未完成，生态系统总崩溃就已经到来。

    兼顾两难的逻辑是：人类干预的目的，是为沙漠创造自我修复的条件和时间，因此，阿拉善采用“转移发展”治沙战略，退牧退耕的同时，大力推进节水节能措施。而现在的问题是，种种尝试多为地方自选动作，国家层面的制度性考量遥遥无期。

    王新民透露，阿拉善1999年开始实施贺兰山退牧还林工程，当地自筹资金搬迁牧民943户4086人，将退牧还草、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整村推进扶贫到户、扶贫开发移民扩镇等项目资金结合使用，但这些项目在制度设计上，没有移民安置的内容，随着退牧还草工程补贴期限逐年到期，资金链断裂，生活来源成为退牧户面临的巨大问题，“我们一直在打报告，呼吁国家做出生态补偿方面的制度安排”。

    在左旗腰坝地区，观察团零距离接触当地农民采用SEE协会提供膜下滴灌示范项目，每亩地仅耗水330方，比传统灌溉节水近50%。这套技术，理论上可用十几年，但前期一次性投入1100元/亩，其中村民投入100元，其他均为SEE协会投入，经济上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编辑：周子榆